一、大历史: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
大多数宏观经济变量都很难预测。http://www.hibor.com.cn【慧博投研资讯】例如产出增长、通货膨胀和失业率的预测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,更不用说宏观政策的变幻莫测了。http://www.hibor.com.cn(慧博投研资讯)不过,人口总量增长和结构变化作为经济发展的关键变量,从中长期的观察很大程度上是清晰可辨的,大趋势确定而难以逆转,背后的逻辑是生老病死的自然铁律。认识到这点,就不难把握人口政策调整的时机,所谓“宜未雨而绸缪,毋临渴而掘井”是也。
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分析中反复出现的主题。早在1798 年,马尔萨斯(Thomas Malthus)就提出其著名的观点,即人口增长将持续降低人类的生活水平。该理论的逻辑很简单:假设有固定数量的土地,人口增长最终会减少每个人可以占用的土地资源,人口的几何增长与土地产出的算术增长之间存在巨大的矛盾,最终导致疾病、饥饿和战争。避免这种不幸结果的方法是“道德约束”(moral restraint),即避免生太多的孩子。
从大历史的角度,马尔萨斯错得离谱。我们这个星球上真正意义上的人口增长,迄今为止只有两百多年。历史学家估算,公元前10000 年世界总人口仅为数百万,到了公元1800 年仍然不到1亿,这意味着在接近1.2 万年的漫长岁月世界总人口的年化增速不到1‰(图1)。工业革命之后,世界人口开始快速增长,在上世纪50-70 年代达到20‰的峰值,目前维持在约10‰的水平。世界人口从马尔萨斯发表《人口论》(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)的1798 年的10 亿增长至今天的74 亿。而从人类生活水准的改善而言,这两百年的进步可以说是翻天覆地、面貌全新。
过去两百年的人口高增长很可能只是一个异常现象。虽然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正反两方相执不下,但经济发展对人口增长的制约却是普遍共识。联合国预计,随着主要发达经济体生育率的下降,世界人口增速将会趋势性回落,本世纪末将降至约1‰。据此,世界人口高增长(增速超过10‰)的时间合计不足一百年,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瞬间(图2)。
人口增长的道德议题源自18 世纪的马尔萨斯。220 年后的今天,站在我国人口变迁的转折点,我们需要重回这一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产生深远影响的命题。人口总量和结构的变迁关乎家庭,关乎天下,关乎“家国情怀”。无论是从个人责任、家庭纽带还是经济发展的角度,人口问题都将深刻影响我们这个社会的道德品性(moral character)。
二、中国人口:今夕何夕
今年一月,国家统计局发布2018 年人口数据,显示当前我国人口发展处于重大转折期:2018年我国出生人口1,527 万,较上年减少201 万,创下1962 年以来新低(图3);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和占比连续7 年出现双降,7 年间减少了2,771 万人(图4)。
我国目前人口总量和结构的“转折”,很大程度上根源于上世纪60-70 年代基于“新马尔萨斯”观点形成的人口政策。建国之初我国进入相对和平时期,加之当时政府采取了休生养息、鼓励生育的政策立场(1949-1953 年),人口增速(自然增长率①)居于高位,最高接近25‰(1954 年)。1959-1961 年,受三年自然灾害影响,我国人口增速一度大幅回落,但之后出现快速恢复性增长,并于1963 年达到33‰的峰值。此后受到我国“晚稀少”②、计划生育(1978-2013)等人口政策影响,人口增速开始趋势性下行,2018 年已回落至3.81‰,目前我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已经低于美国(图5)。
根据联合国人口司发布的《2017 年世界人口展望》(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17)③,基准情形下(medium-variant projection),我国人口增速将于2030 年左右步入负区间,2050 年后将维持在约(-6‰, -4‰)的水平。细心的人就会发现,这正是我国“两个一百年”奋斗目标的两个重要时点,不能不让人警醒。
三、BIDE:人口分析的基本框架
一国人口的增长来源于自然增长以及移民。具体而言, 人口增长取决于出生/ 生育(Birth/Fertility)、死亡(Death/Mortality),以及迁入人口(Immigration)与迁出人口(Emigration)之差(即净移民,Net Immigration)。人口增长的驱动因素被形象地概括为“BIDE”(图6):英文bide有“停留”之意,在世间的停留的人们,便构成了当前的人口总量。BIDE 也是联合国人口司分析和预测全球人口趋势的基本框架。分析我国人口增长的前景,不妨从这四个维度出发。